江户中期之前的日本陶瓷史，至今仍有许多不明之处。这固然是因为记载窑场与陶工消息的可靠文献资料及作品稀少，但在如此匮乏的状况下，资料相对丰富的当属京都烧的仁清与乾山。从仁清活跃的御室烧兴起，到乾山在江户作画的约百年间，关于他们窑场与作品的可靠资料远多于地方窑场与陶工。这得益于京都这座城市在江户时代最为积极地接纳个性，以及他们得以与一流贵族交往的幸运。至于乾山，其重要性在于他出身京都著名商号雁金屋，且本人留存了大量具有文献价值的作品，尤其撰写了陶法传书《陶工必用》。至于仁清，则因其作品被收录于当时京洛第一流知识分子——鹿苑寺凤林承章和尚的日记《隔蓂记》、尊寿院显证上人的日记《一音坊日记》、奈良一乘院主真敬法亲王的日记《一乘主人日次记》等诸多文献中，因而得以流传后世。《一音坊日记》、奈良一乘院主真敬法亲王的日记《一乘主人日次记》等文献中均有大量记载，这正印证其作品深受以堂上公家为首的上流阶层推崇。究其根源，终究在于仁清作品本身较之其他京都窑器更为精炼卓越。纵观现存作品，在江户中期之前的京都烧中，仁清的地位始终卓然突出。不仅在京都烧领域，更在整个江户时代日本陶艺史上，以“艳丽”二字形容的雅陶，其开创者非仁清莫属。
御室仁清的窑址位于洛西御室仁和寺门前。该窑创立时期虽不甚明晰，但因应仁之乱后荒废的名刹仁和寺，经德川家光下令由木下淡路守与青木甲斐守担任工程总管重建，且后阳成天皇长子、门主觉深法亲王于正保三年 （1646年）十月，因此推测门前御室烧的开窑亦在此之后。此外，自宽永十六年(1639)初现记载以来，在频繁提及京烧、粟田口烧、八坂烧等早期京都陶器的《隔蓂记》中，首次记载御室烧的条目为“贺茂之关目民部来访，获赠御室烧茶入一器”，时间确认为正保五年正月九日。而与御室烧关系密切的金森宗和（1584-1656）茶会中，受邀的奈良松屋久重在茶会记正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条目中记载：“荒屋烧水指 茶入 宗和切形 胴四方的仁和寺烧”，可见这件水指实为初现的新作，其造型正是宗和独创的切形。（胴）四方也 岛野袋 茶弁当ニ入レル為ト云ヘリ 仁和寺焼ト也」 如此记载着初见的新作水指与宗和切形胴四方仁和寺烧茶入。由此推测御室烧的开窑时间应在正保三年十月至五年一月间，而非同四年。而烧物师清右卫门（后称仁清）的参与，亦可通过《隔记》庆安二年（1649）八月二十四日的条目推断。具体记载如下：仁和寺重建工程总管木下淡路守宅邸中，凤林承章到访时“烧物师清右卫门烧制器皿之形制，各式各样皆具美感。予亦作好，遂命其烧制水指、皿、茶碗等器物……” 此处记载参会者各自委托御室烧陶匠清右卫门制作心仪器皿。鉴于开窑的正保四年至庆安二年间仅隔二三年，且陶匠未曾更换，故可断定清右卫门自始至终参与了窑址建造等全过程。
虽无法明确此窑是否为仁和寺御用窑，但鉴于以仁和寺宫为核心的群体委托烧制心仪器皿，推测该窑最初应兼具新御殿落成时附带的御庭烧性质。此外，从前述《松屋会记》可知，金森宗和自始便指导该窑作品制作。不仅如此，宽永十七年（1640）十一月八日的《隔蓂记》条目记载：宗和不仅指导御室烧，还为粟田口烧的陶工作兵卫提供切形样式，使其制作肩冲茶入。该条目记载： “粟田烧之肩冲茶入（中略）金森宗和被切形，而于粟田口，而作兵卫烧之茶入也”，由此可见宗和积极参与指导京都烧制作的实况。自正保五年（1648年）起，《隔蓂记》中屡次记载御室烧或仁和寺烧，亦或清右卫门、仁清烧、野野村仁清作等名号，直至作者凤林和尚圆寂的宽文八年（1668年），御室烧相关记载已达三十余次。
相较于其他京都烧，御室烧的记载数量压倒性地居首，由此可推测御室烧具有区别于其他窑场的独特气质。正因其与仁和寺渊源深厚，方能吸引仁清这位当代名匠投身其中。
仁清精通轆轤技艺与细工制作，其遗作便足以明证。更可从万治三年（1660年）三月十一日后水尾天皇巡幸仁和寺时，特意觐见仁清作陶的记载（见《隔蓂记》）窥见其卓越声誉。此外，《隔蓂记》亦记载其自创窑始便以茶入、茶碗、水指等茶具为主要烧制对象，现存作品亦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开窑之初是否已烧制出那般艳丽的赤绘（锦手）尚无定论。《隔蓂记》中首次明确记载“野野村仁清作锦手赤绘茶碗”的时间是万治三年五月四日，此前仅有御室烧茶碗、 水指等，难以断定是否为彩绘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余处关于御室烧及仁清的记载中，仅有两件茶碗标注“锦手”。这些茶碗是否为唯一彩绘器物，抑或其余未作记载，尚无定论。然而在万治三年之前三年——明暦三年（1657年）——仁清作品中已出现值得特别关注的带年款彩绘香炉。此乃仁清曾供奉于安养寺的香炉（图37），底刻铭文为“奉寄进播磨入道仁清作 明暦三年卯月”。此外，蜷川第一氏曾于御室烧窑址采集到形制相似的素烧陶片，其上铭文为“奉寄进 野々村播磨･･････明历弐年･･････”。由此可知，仁清的彩绘技法在明历二年至三年间已臻成熟，甚至可能更早便已成型。
安养寺传世香炉题为“播磨入道仁清”，陶片铭文为“野野村播磨……”，足见陶工清右卫门身份经历了重大转变。自正保四年御室烧开窑以来，仁清的称谓历经变迁：先是“烧物师清右卫门”（《隔蓂记》庆安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条），后称“丹波烧清右卫门” （《仁和寺御记》庆安三年十月九日条）、“壶屋清右卫门”（《仁和寺御记》明历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条）等称谓，直至明历二、三年间，其自制香炉方开始标注“野々村播磨”或“播磨入道仁清”。此外《隔蓂记》中“清右卫门”之称亦已消失，此后改称“任（仁字误记）清”。即“清右卫门”转为“仁清”，自称野野村姓氏，并冠以“播磨入道”之名号。综合上述线索可知，清右卫门自明历二、三年起，已具备在作品上题写「野々村播磨大掾藤良正広入道仁清」（据传北野天满宫旧藏万治二年铭文的「色绘三具足」留有此题记）这般显赫头衔的身份地位。
《仁和寺御记》中记载为“丹波烧清右卫门”或“壶屋清右卫门”，并以野野村为姓氏，这正印证了他出身于《毛吹草》（宽永十七年刊）所载的叶茶壶名产地——丹波野野村壶屋的事实。至于仁清之名，据乾山所著陶法典籍《陶工必用》记载：“乃取仁和寺之’仁’与清右卫门之’清’二字合称。仁和寺之’仁’自当是仁和寺宫所赐，而获仁清之名时，想必亦同时受赐’播磨大掾’之称号。” 作为陶工能获得如此殊荣，终究源于其名匠声望的攀升，尤其推测应是仁清独创的彩绘技法臻于成熟所获的认可。
另据记载，明历三年他似乎已剃度为僧，自称“入道”。倘若明历二年残片完整保存且未标注“入道”二字，其剃度缘由或许源于陶艺人生涯中最重要的导师金森宗和的逝世，亦可能因年事已高，期间具体情况尚不明确。
综上所述，“仁清”之称并非始于正保四年开窑之时，据现存文献记载，该称号约于明历年间开始使用。由此推断，正保四年至自称仁清期间的作品自然 未见“仁清”印章。现存御室烧茶入及其他无印作品，原则上可视为早期之作。然因献给尊贵人士或定制作品存在不加盖印的习俗，故无印作品未必皆属早期。
仁清使用的印章共有五种：①小判形大印；②称为大内印或幕印的小印；③蚕茧形小印；④清字旁与大印完全相同的小印；⑤清字旁与大印不同的印章。其中⑤号印章俗称宗和印，据传印形分大中小三种规格，但具体细节尚不明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印章并非仅由初代名匠仁清使用，二代仁清似乎也曾使用，甚至在明显工艺欠佳的作品上亦有留存。此外还存在以钉雕技法刻制仁清字样的书印。
陶工的制陶技法通常多为口传，鲜有文字记载。但御室烧仁清的技法却因曾在此窑习艺的尾形乾山所著《陶工必用》而得以完整传承。据该书记载，胎土原料包含“本窑烧土”“五器手土”‘伊良保土’“唐津土” 「濑户贯入手土」「白绘红皿手土」等，虽根据作品需求调配方式各异，但基本以其他京烧也使用的「黑谷土」为基底，混合各处土料而成。
施于素地的釉药亦有「本烧挂釉」「红皿手釉」「高丽釉之方」「杜若手柿釉」 「柿色釉」「春庆釉」「茶入釉」「濑户釉」「唐物釉」「茶入金釉」「正意手茶入釉」「小手釉」「朝日手之釉」之外，还记载有「青瓷釉」「濑户青釉」 「锈釉」「伊良手釉」「刷毛目又井土手釉」等配方。现存作品中既有可明确对应的釉色，亦有难以辨识者。这些记载的濑户系釉法不仅体现了京都烧的普遍特征，更印证了仁清曾赴濑户修业的传说。
此外，关于“锦手绘具”——即上彩绘画颜料的配方，亦详尽记载了仁清彩绘所用全部色料：赤、萌黄、绀（或指青）、黄、紫、白、金、黑等。
通过图示的117幅作品，其艺术风格已可窥见全貌。作品涵盖茶壶、花瓶、香炉、香盒、水指、茶罐、茶碗、建水、盖置、盘碟、碗盏，乃至水滴、砚屏等器物。轆轤拉坯技艺堪称绝妙，而鸟兽造型香炉与香合所展现的雕塑工艺更是出类拔萃。不仅京洛民众推崇备至，据《德川实纪》 天和元年（1681）七月二十八日的记载中，记载仁和寺曾向将军纲吉进献御室烧茶碗、花瓶、砚屏等器物。加贺前田家与丸龟京极家曾下达特别订单，其卓越作品得以问世——从两家传承的名作可见一斑。其间，御室烧亦深受其他诸侯赏玩。
其香炉、香合乃至茶碗、水指等器皿的设计，皆洋溢着堪称京都风雅的优美气质。或许因深受堂上公家品味影响，作品多采用遵循有职故实的意匠，亦是显著特色。虽文献未载，但茶壶实为仁清作品中最重要之作。而现存京都烧器皿中仅存茶壶的，唯仁清一人，这或许与他出身于茶壶产地丹波野野村壶屋有关。据《丹波古窑》作者杉本捷夫考证，其轆轤拉坯技法明显呈现丹波风格。其茶壶绘纹饰多见狩野派、宗达派、海北派等画风，推测应是委托这些流派的画家绘制底图。贞享元年（1684）刊行的 《雍州府志》记载“近世仁和寺门前有仁清所制之器，称御室烧，始命狩野探幽、永真等人于其上绘画”，可佐证此间渊源。但狩野探幽与永真是否亲手绘制，实难定论。
关于御室烧窑场的实况，可从延宝六年（1678年）八月二十日造访窑场的土佐尾户烧陶工森田久右卫门游记中窥见端倪：“前往御室烧窑场观览，未见特别新奇之物。窑场内可见七口窑炉，现任烧工名为野野村清右卫门……” 另载有“御室烧并无特别之处，仅见挂花瓶八尺八（尺八）高，香炉有镂空纹样，另有雉鸟纹等”，由此可窥见御室烧的部分作风。其中“窑炉亦七处”的记载尤为耐人寻味，但究竟是指窑场内设有七座不同类型的窑炉，还是指七间登窑，尚无定论。另据“现任烧制工野野村清右卫门”之说，推测此时初代仁清已故，其子清右卫门或许担任着窑场主事。
仁清作为活跃于正保至明历、延宝时期的名匠，虽是江户时代文献记载最丰富的陶工，其生卒年至今仍不详。
现存两份借贷契约分别记载于延宝二年（1674年）二月二十九日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仁清长子清右卫门担任借款人。契约中
“请人仁清 借主清右卫门”，由此可知当时仁清尚在人世。然而森田久右卫门于延宝六年所记日记中，清右卫门已作为烧制者出现，故推测仁清或于延宝五至六年间逝世，亦可能在延宝六年虽在世但已隐退。此外尚存天和二年（1682年）逝世之说。然其于元禄八年（1695年）已然离世确凿无疑，《前田贞亲备忘录》载有：”御室烧制香合十三件已完工送达，其余未完成品恐难用于御用，恳请重新烧制 （中略）二代目仁清拙劣制作致御座受损，特此申明云云”，可见加贺前田家曾对二代目仁清制作的订制香合质量不满。由此推断，元禄八年时初代名匠仁清已然离世。
根据现存文献记载，仁清似乎有三位儿子。
即长子野々村清右卫门政信、次子野々村清次郎藤良、三子野々村清八政贞。另据《隔蓂记》记载，名为“安右卫门”者亦被列为仁清之子，此人或许是前述三子中某人的旧名。而《陶工必用》中记载向乾山传授陶法的“野々村播磨大掾藤良”，应为次子清次郎。同书亦记载仁清嫡子清右卫门曾于元禄十二年（1699年）协助乾山开窑。由此推测，此清右卫门应为自称二代的清右卫门政信之嫡子。究竟是二代清右卫门早逝，故其弟清次郎继任二代仁清之位？抑或初代仁清长寿传授技艺予乾山，其长子清右卫门遂参与乾山开窑？此事尚存疑点。然而初代仁清于明历二年剃度为僧，很难想象他竟活跃至元禄十二年。
御室烧约始于正保四五年，延续至元禄年间，历时约五十年。其间绝大多数作品均盖有大大小小的仁清印章，当时虽称御室烧，后世却以仁清烧之名广受珍视。这座御室烧仁清窑的运作机制，对于理解江户时代京都烧的特性颇具启示意义，可惜相关记载几乎湮灭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凡称仁清之作皆被视为初代仁清所制，但五十载间并非仅有初代仁清一人担任窑主。推测延宝年间后其子嗣已接管制陶事务，故凡见仁清印之作，实则包含初代与后继者们的作品。根据元禄八年《前田贞亲备忘录》推测，当时作品水准确实明显下滑。纵观现存作品，其制作水准差异显著，但现阶段尚无法断言：水准卓越者皆属初代，水准欠佳者皆属二代之后。曾尝试依据作品上数种印章的差异进行分类，但结果并不明确。亦可推测印章使用可能区分于特制品与常规品，总之在作品层面明确区分初代与二代及其他世代，若无新资料出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处收录的111件作品虽均以初代仁清之名流传后世，但细察其作风确存在显著的巧拙差异。然而这些皆为珍贵藏品，若以此为对象展开细致研究并提出异议，实属不易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