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次郎制作的茶碗，目前尚不清楚究竟存世多少，但我自己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至少见过七八十件。与过去那个几乎难以一睹长次郎作品的时代相比，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二战后，像我这样的人也能有机会亲眼目睹自古以来声名显赫的长次郎茶碗，实属幸运，堪称遇到了一个美好的时代。长次郎的茶碗，无一不是手工捏制，每一件都精心制作，但真正力作、堪称杰作的数量却很少。然而，有趣的是，长次郎的茶碗普遍都具有独特的风格，与同一时期在美浓烧制的瀬戸黑、黄瀬戸、志野、 织部等茶碗，虽然也有制作精良的名作，但也有毫无格调的平凡之作，从名匠的技艺到工匠的技艺，参差不齐。相比之下，长次郎的茶碗虽然个别作品有优劣之分，但每一件都具备基本的骨架。这或许是因为美浓地区各地散布着众多窑场，由不同陶工制作，而长次郎的茶碗则是在家族式工坊中制作，且其造型基础源自千利休（1522－91）的审美偏好。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浓的陶工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广泛，其中不乏优秀的陶工，他们能够自由发挥，因此既有平庸之作，也有突破常规的杰作。长次郎的作坊规模较小，且以利休的喜好为基础，因此像志野名碗那样充满巧思、趣味盎然的茶碗较少。或许作者刻意不展现个人特色，而是致力于遵循利休的审美，正因如此才能创作出具有共同骨架的作品。现存的长次郎茶碗中，我最钟爱的三件是“无一物”“一文字”“大黑”。其中“大黑”和“一文字”均与利休有渊源，“大黑”更是利休从少庵· 宗旦再传至江岑宗左，而“一文字”的茶碗内壁上还留有利休用漆书写的“一”字及印章（花押）痕迹，这两件茶碗很可能都是利休亲手饮用的。至于“无一物”，虽无法确定是否为利休所有，但其制作风格与上述两件相似，应属利休喜好的典型作品。幸运的是，这些茶碗已多次在展览和书籍中介绍，对茶碗感兴趣的人应该都见过其中之一。而一旦见过这些作品，必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被称为名器的器物，无一不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但“大黑”和“无一物”所带来的震撼，与志野茶碗的“卯花垣”或光悦茶碗的 “不二山”（图102）所带来的震撼截然不同。它们并非通过精巧的技法或巧妙的构图直接打动人心，而是通过茶碗周围静谧无声的氛围，让人感受到一种独处时的端庄与宁静。根据我的经验，当稍微拉开距离欣赏时，这种印象会更加深刻。然而，当你拿起茶碗时，它看起来只是一个平凡的、以茶碗功能为首要考虑而手工捏制的朴素作品。当你把它放回榻榻米上时，它又重新静静地立在那里，成为一个不允许任何妥协的茶碗。关于以“大黑”和“一字”为代表的长次郎茶碗独特的造型美学，虽常被讨论，但最终似乎只能与千利休晚年对“詫び茶”理念的追求相联系。在天正中期（1582年左右）完成「草ノ小座敷」的利休，作为詫び茶专用茶碗而指定制作的，因此，这并非长次郎这位普通陶工的个人作品，而是利休对佗び茶的追求，通过茶碗这一器物具象化而成的，不是吗？其形态虽看似随意平凡，却绝非单纯的平凡，让人不禁感受到那是抛弃一切虚饰后，所呈现出的真实形态。进一步说，它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利休“侘茶”的“道具”，用古老的表达方式来说，是作为“具足”而制作的。器物虽由制作者打造，但当它被使用者所用时，便成为“道具”。长次郎的茶碗正是利休作为使用者主导制作的“道具”。因此，当利休钟爱的长次郎茶碗首次出现在茶会中时，人们将其称为“宗易形”茶碗，并逐渐在许多茶会中被使用。想必当时的人们也从茶碗的形态中感受到不同寻常的风格，不禁感叹“果然是利休之作”。桃山时代茶会记录中首次出现被推定为长次郎烧的茶碗是在天正十四年（1586），《松屋会记》中记载的奈良中坊井上源吾所使用的“宗易形茶碗”即为此物。这种“宗易形”即利休钟爱的茶碗，在当时的茶道界被视为奇雅茶碗而备受推崇。利休的高徒山上宗二在天正十六年所著的茶书中写道： “总别茶破之事，唐茶砚已弃用。当今世间，高丽茶碗、今烧茶碗、瀬戸茶碗以下皆可使用，若能做到此等程度，便可称为数奇道具。”（表千家本《山上宗二记》） 文中所指的“今烧茶砚”是天正年间（1573－92）茶界对长次郎烧茶碗的称呼。自同十四年以“宗易形茶碗”被记载后，便以“今烧茶碗”之名频繁出现在茶会记中，备受瞩目。然而，长次郎烧的茶碗，终究是以利休喜爱的茶碗而闻名。关于长次郎的茶碗是否在天正十四年以“宗易形”之名首次出现在茶道界，或是更早便与利休及其周边人士有所关联并开始制作茶碗，目前尚无定论。然而，若大胆推测并关注桃山时代的茶会记，可发现津田宗及的《天王寺屋会记》中曾三次记载疑似长次郎所作的茶碗。其中，天正七年十月十七日的条目中，山上宗二的茶会中出现的“红色茶碗”，天正八年十二月九日千宗易会中使用的“哈塔诺索里塔尔茶碗”，以及天正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山上宗二使用的“索里茶碗”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红色茶碗”。当时使用的茶碗中，若论“红色”的，应是唐物的天目茶碗，其釉色为赤褐色。若为唐物天目，理应记载其唐物天目的特征。然而，此处却罕见地仅以“红色茶碗”简要记载，这与当时茶会记的惯例相悖。因此，我推测此记载可能暗示着某种与以往不同的器物的出现。此外，长次郎工坊当时可能烧制过赤色茶碗的证据，是藏于乐美术馆的刻有“天正二春 依命 长次良 造之”铭文的唐狮瓦片。该瓦片所用的胎土和釉色与“白鹭” “无一物”、“一字”或“道成寺”等红茶碗完全相同，因此从技术上推断，天正二年（1574年）以后制作红茶碗是可能的。此外，关于“ハタノソリタル茶碗”和“そり茶碗”，虽然端反的茶碗在高丽茶碗中大量存在，但根据当时茶会记的惯例，这类器物仍会被标记为“高丽茶碗”。然而在此处仅以“Hatanosoritaru”记录形状，似乎暗示使用了某种不同材质，这或许并非“道成寺”风格的茶碗，而考虑到“道成寺”的形状与高丽茶碗的熊川风格相似，这表明在利休偏好的茶碗形状确立之前，长次郎烧曾尝试制作类似高丽茶碗的器物。此外，千利休与山上宗二使用这些茶碗的事实，对构建上述假设具有极高价值。利休与宗二与长次郎的关系可能始于天正前期，随后逐渐加深，最终于天正十四年（1586年）造就了“宗易形茶碗”。值得注意的是，长次郎的茶碗被记载为“宗易形”的茶会记录仅出现在天正十四年（1586）十月十三日于奈良中坊井上源吾举办的一次茶会中。此后，长次郎的茶碗被称为“今烧茶碗”或“烧茶碗”，这一点已如前所述。然而，从“宗易形”茶碗出现到利休切腹的天正十九年（1591）二月这五年间，津田宗久、宗凡、神谷宗湛、 松屋久政、久好等人的茶会记录中提到，“今烧茶碗”大约被使用了五十次，使用者包括利休及其子绍安（道安）的继子少庵在内的四十多人，而且许多是町众阶层的人，他们热衷于使用这种茶碗，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崇拜利休的佗び茶风。在此期间，天正十七年（1589）初代长次郎似乎去世，其工房的继承人宗庆、宗味、常庆等人制作的茶碗也被称为“今烧茶碗”并继续使用。然而，庆长十三年（1608年）二月二十五日，京都千宗旦的茶会上使用的茶碗，在松屋久重的茶会记中并未被记载为“今烧茶碗”，而是被记载为“聚乐茶碗”。“聚楽”可判读为“聚乐”，尽管当时聚乐第已遭拆除，但仍被称为“聚乐茶碗”，这表明“今烧”在部分人群中被称为“聚乐烧”。进一步推测，其他“今烧茶碗”大多无标记，但宗旦使用的“聚乐黑茶碗”上捺有“乐”字印，因此特别记录为“聚乐黑茶碗”。此后，“今烧茶碗”这一名称如《隔莫记》所记载，一直使用到宽文年间（1661－73），但同时也出现了“聚乐茶碗”的称呼。此外，自吉左卫门常庆之后，代代在茶碗上捺上独特的“乐”字印，因此“聚乐烧”进一步简化为“乐烧”。此外，元和七年（1621年）去世的织田有乐斎的书信（现存于乐家）中，收信人地址写有“乐长二郎”，其中“长次郎”可能是天正十七年去世的人，或是第二代，具体身份尚不明确。由此推测，元和年间初期可能已将“乐”作为姓氏使用。此外，与吉左卫门常庆及其子吉兵卫（道入＝ノンコウ）交好的光悦（1637年逝世）曾为乐家家格的五幅暖帘题写“乐烧御茶碗屋”字样，其中明确写有“乐烧”二字，因此推测元和 宽永时代（1615－43）起，部分人士已称其为“乐烧”，而与光悦、宗旦等关系密切者则直接称“茶碗屋”。长次郎开创的手捏茶碗如前所述，获得了当时茶碗的高度评价，并 “今烧”“聚乐烧”等名称，进入江户时代后，其工房以“乐烧御茶碗屋”之名确立家业体并延续至今。如前所述，长次郎工房的茶碗与美浓烧制的志野、黄瀬戸、织部等瀬戸茶碗一同作为时代茶碗广泛使用，这或许是因为它们直接承袭了利休的指导而制作而成。因此，茶会记中记载的“今烧茶碗”中，很可能有不少是利休传下来的，但由于大多仅标注“今烧茶碗”，未像后世茶会记那样记载特定铭文，因此无法辨别。仅有津田宗及的《天王寺屋会记》中记载的利休晚年珍藏的“木守”铭赤茶碗一碗（该茶碗在关东大地震中烧毁，现存残片经修复复原）以及天正十八年 （1590）年八月七日，千少庵使用的“黑屋木茶碗”可能就是利休传来的“大黑”茶碗。然而，很可能在利休在世时，长次郎制作的茶碗大多通过利休转手他人，人们也乐于通过利休获得这些茶碗。然而，此事后来被评价为“近年来新创的茶具被高价出售，成为卖僧的顶峰”（《多闻院日记》内文为笔者所加），并成为利休切腹罪状之一，想必无人料到。我长期以来认为，半筒形茶碗是桃山风格，始于天正时代（1573－92）。确实，流传下来的瀬戸黑、志野、黄瀬戸、长次郎等茶碗，绝大多数被推定为天正年间以后的作品，半筒形茶碗在桃山时代达到全盛期是明确的，但其起源时期因缺乏确切资料，一直被推测为天正年间。然而，近年来美浓古窑的发掘调查显示，美浓窑早在天文（1532–1555）年间，最迟至永禄（1558–1570） 时期，腰部带有弧度的半筒形瀬戸黑茶碗和黄瀬戸茶碗已被烧制。这与天文年间以来詫び茶的流行大致同期，表明与天目风格不同的前桃山风格茶碗已开始在美浓窑应需求烧制。由于半筒形茶碗在詫び茶盛行的天正年间作为时代茶碗备受瞩目，推测其起源可追溯至天文、永禄年间。因此，认为当时开始制作的早期半筒形茶碗也是为满足詫び茶世界的需求而创作的。在管见所及的黄瀬戸茶碗（原色爱藏版 《日本陶磁》3 黄瀬戸・瀬戸黒 参照）中，有一件极具价值的器物，它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变迁。该茶碗胴部略微外张，腰部圆润，高台部分被削去。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件茶碗时，其形态与长次郎的“大クロ”极为相似，令人惊叹。然而，茶碗所置的盒盖表面，虽未注明作者， “北向道陈所好”字样，且高台内以朱漆书写了利休的印章（俗称“オケラ判”的花押）。当时我认为这种形式的茶碗不可能在室町时代烧制，因此并未过多关注北向道陈的喜好这一传说。但考虑到利休的印章存在以及与长次郎的“大黑”形状相似，推测这件茶碗应与“大黑”烧制于同一时期，即天正十四、 五年（1586、7）左右，在美浓某窑烧制，属于利休喜好的作品。然而，后来在美浓古窑遗址出土了类似品，因此“北向道陈喜好”的传说开始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此前认为属于利休喜好的茶碗形态，并非利休个人偏好，而是源自室町时代末期至桃山时代前期侘茶风潮的产物，其中存在与利休有着极为密切关联的器物，这种观点更为合理。此外，结合这些作品考察当时的茶会记录，可发现永禄七年（1564）三月二十二日、永禄十二年（1569）五月十三日、同九月十四日，以及元龟三年（1572）十二月十三日、天正元年 （1573）三月十二日（均见于《津田宗及茶汤日记》）所使用的“瀬戸茶碗”，可能属于早期瀬戸黑或黄瀬戸茶碗。而自天正十三、十四年（1585、1586）起大量使用的“瀬戸茶碗”，已发展为成熟的纯粹桃山风格茶碗，即大萱窑下窑、 牟田洞等窑烧制的瀬戸黑、志野、黄瀬戸等茶碗，而文禄至庆长（1592－1615）期间，织部黑、黑织部等也逐渐加入其中。另一方面，由长次郎制作的“宗易形”茶碗首次出现在茶会记录中是在天正十四年（1586年），其形态类似于“大黑”或“一字”等茶碗。此外，长次郎制作的宗易形与利休所藏的北向道陈喜爱的黄瀬戸茶碗在器形上极为相似，这或许表明宗易形本身在样式上并非利休的独创。然而，到了天正十年（1582年）左右，他完成了类似“待庵”形式的“草之小座敷”，正如《南方录》的作者所记载的：“草之小座敷，露路之风， 虽以本式金为基础，但最终舍弃金饰，忘却技法，回归心味的无味之境，乃出世间法”的诫谏茶道实践中，利休晚年最为共鸣的茶碗形态，正是道陈喜爱的黄瀬戸茶碗那种腰部圆润的半筒形。而利休则让长次郎以黄瀬戸茶碗所不具备的“手捏”成形法，制作了比黄瀬戸更具茶味的“大黑”茶碗，作为詫び茶的茶碗，当代人将其称为“宗易形”。黄瀬戸茶碗采用的是饶辙制作法，而长次郎的茶碗则采用手捏这种雕塑般的成型法，每一件都经过精心制作，因此其用心程度比黄瀬戸或瀬戸黑更为深厚。正如利休之子绍安所言：“宗易钟爱的黑茶碗，堪称数奇之作。” 虽然与美浓烧制的茶碗形式相同，但利休让长次郎制作的茶碗是“数奇”风格的茶碗，因此，我们今天观看长次郎的“大黑”“一文字”“无一物”等作品时，更能感受到作为诠释“数奇”的茶碗所蕴含的深邃韵味与端庄风格。长次郎烧茶碗作为陶瓷器的最大特色在于，完全不使用轆轤，而是以手捏成型；烧制时不采用烧制瀬戸黑或志野的美浓大型窑炉（半地上式穴窑）等所谓本窑，而是基本使用低火度烧制的规模较小的窑炉，后被俗称为内窑的窑炉进行烧制。不用轆轤成型器皿的技法，早在绳文时代土器、弥生时代土器，以及古坟时代以后作为日常器皿大量生产的土师器等，都具有相当长的历史。据推测，桃山时代京都北郊幡枝等地制作的土器也属于此类。然而，土师器和瓦片都是未施釉的陶器，而长次郎窑烧制的陶器则施有釉，并在比瓦片更高的温度下烧制，属于所谓的软质陶器。这种陶器与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生产的三星彩、绿釉陶（通常称为奈良三星彩）具有相似的性质。这种低火度烧成（约800度）的施釉陶器，据目前所知，在平安时代衰落并绝迹，唯有作为土师器延伸的瓦器得以长期生产。因此，长次郎烧制的低火度烧成施釉陶器并非源自日本的长期传统，而是与奈良时代从中国直接引进三彩陶器技术相同，属于室町时代后期再次引进的外来技术。这一推测得到以下证据支持：长次郎烧的始祖 “阿米也”（也作“あめや”）的唐人。那么，这位唐人“阿米也”究竟是从何处而来呢？江户时代，中国人和朝鲜人都被称为“唐人”，因此无法明确区分。然而，在记录本阿弥光悦言行的《本阿弥行状记》中，提到他与吉左卫门常庆、吉兵卫道入等乐家先祖有交情，并记载其为“中华之人”。不过，其他茶书和传说中多记载为朝鲜人。然而，田中作太郎曾根据“雨屋”这一称谓可能源自南中国地区的推测，提出过中国人说。我也曾根据“二彩瓜图平鉢”和宗庆铭的“三彩狮子香炉”的作风，推测长次郎的低火度烧成陶法与交趾烧系相关，因此推定其为南中国地区的人。近年来，在九州的福冈县和熊本县的中世纪遗址中，虽然与长次郎烧没有直接关联，但出土了一些与交趾烧相关的有趣资料。我国自中世纪起便对南中国传入的交趾烧有所欣赏，这一潮流促使南中国陶工来日， 例如《信长公记》中记载的“瓦烧 唐人一观被二相恭一 唐样被二仰付一”中的唐人一观，以及长次郎烧的始祖“あめや”等人，是否正是这些陶工渡来日本的先驱呢？进一步推测，美浓窑烧制的绿釉织部烧，也可能是在对交趾烧的欣赏启发下开始的。如上所述，我提出了这样的考察：以元祖“あめや”为始祖的长次郎陶法，是否源自南中国交趾支那（现越南）地区烧制的所谓交趾烧的流派。此外，有学者推测长次郎工坊的主要生计并非瓦烧，但其是否为纯粹的瓦烧工匠尚不明确。天正二年铭的“狮子瓦”尚存，因此初期可能从事特殊瓦器的制作，或在聚乐第建造时承接装饰性瓦器的订单。然而，即便在开始烧制“宗易形”茶碗的天正十四、十五年（1586、87）之后，瓦烧是否仍是主要生计仍不明确。我推测天正十四年之后的长次郎工坊，以宗易形茶碗为主，同时烧制香炉、香合，以及包括餐具和灰器在内的茶陶制品，以此为生计。值得一提的是，文禄二年（1593年）左右，利休七哲之一蒲生氏乡（1556－1592，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武将兼茶人）的宿将、白川城主町野长门守幸和所书写的书状中， “天下－茶碗烧吉左卫门云云”的记载，此处的吉左卫门很可能是当时长次郎工房的宗味或常庆，由此可明确长次郎工房因茶碗烧制技艺而获丰臣秀吉授予“天下第一”称号的事实。从天正十四年至同十九年间，仅在主要茶会记录中记载的持有长次郎工房烧制的“今烧茶碗”的人就多达四十人。此外，天正十六年山上宗二对“今烧茶碗”给予高度评价，将其列为当世茶碗的典范，这些都足以证明其地位。茶会记录仅能反映需求的一小部分。既然有茶碗师这一主要职业，为何还要制作瓦器呢？这或许是因为经济上烧制今烧茶碗的效率远高于瓦器生产，而且，以如此精湛工艺制作茶碗与瓦器生产两者兼顾，是否真的可行，这值得商榷。当时美浓的窑场也没有这样的产业，而是以生产盘子、碗等高级餐具为基础，茶碗、水指等纯粹的茶具则通过特别订制来制作。由此推断，长次郎的工房同时进行瓦器与茶碗制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正因其作为茶碗制作这一特殊职业的匠人，才得以获得“天下一”的称号。在此我多次使用“长次郎工房”这一表述，但旧记载中并未出现“长次郎工房”这类现代用语。然而，许多人通过使用“工房”一词，已经理解了长次郎陶瓷的独特性。根据宗入后来记录的文书（尽管无法确定初代长次郎在天正十七年（1589年）去世前是否已如此）， 在天正至庆长、元和时期，至少有五六人在此从事茶碗制作，他们制作的茶碗被称为“今烧”，随后又以“长次郎烧”之名流传下来。因此，在谈论长次郎时，使用“长次郎工房”或“长次郎烧”的表述更为恰当。此外，被传为长次郎作品的茶碗中存在作风差异显著的器物，对于这些器物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只要仔细观察过二三十件作品的人，必然会产生疑问。这种作风差异早已为人所知，因此如今认为长次郎的茶碗均为一人所作的人已寥寥无几。对于许多人而言，眼前这只茶碗究竟属于长次郎茶碗的哪个层次，或许才是更深层的关注点。事实上，对“长次郎茶碗”的质疑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享保时代（江户中期），便已有学者对此产生怀疑。这位怀疑者是大阪豪商鸿池家的先祖山中道亿（1655－1736），他在致亲友住友吉左卫门友昌的书信中多次提及长次郎的茶碗，内容极为有趣，现摘录部分意译如下： “所谓‘本长次郎’（应指初代长次郎，此处可能也包含‘真正优秀的长次郎茶碗’之意——编者注）的茶碗，据说仅存七八件。许多人将其他茶碗误认为长次郎作品，实则均为光悦所作。光悦是名匠，其后有光瑳所作。而这些作品均被宗旦认定为‘长二郎’。”在另一封信中，他进一步写道： “真正的长次郎极为罕见。我在京都数年，遍访各地被誉为精品的茶碗，却发现多有误认。”他进一步指出，宗旦在众多作品上随意以七种方式标注“长次郎”，最终断言：“宗且翁目不善，误认甚多。”严厉批评了宗旦的鉴赏能力。道億似乎无法做出“长次郎工房的作品”这样的精妙解读，反而将他认为不是长次郎的作品归为光悦或光瑳（光悦的继子）的作品，这充分说明道億对光悦茶碗的真实面目一无所知。我曾见过宗旦及其周边人士所书写的茶碗，其中完全没有可归为光悦作品的，绝大多数仍被推测为常庆以前初期乐茶碗，即长次郎工房的作品。然而，他能指出七八件令人信服的长次郎真作，这确实令人钦佩。正是因为看过大量作品，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在今天，严格来说，初代长次郎的真作仍难以断定，但令人深感“果然是长次郎”的茶碗寥寥无几。即使在与利休有关的传世茶碗中，能被称为“本长次郎”的古朴名碗也极为罕见。山中道億曾批评利休的孙子千宗旦，称其“宗旦翁眼光不佳，误判之事甚多”。确实，千宗旦在长次郎的问题上，确实做出了后人会批评的行为。这是因为，当利休切腹自尽时，他的孙子宗旦已年仅十四岁。而当宗旦邀请松屋久重到京都的宅邸，使用“シュ楽黒茶ワン”举办茶会时，已是庆长十三年（1608年），他已三十一岁。此外，利休钟爱的“宗易形”茶碗于天正十四年（1586年）左右问世时，他已九岁。若他自幼便在利休身边，那么他正是亲眼目睹天正后期以后千家及周边事件的人，也是唯一能详细了解利休以来千家与长次郎工房内情的人。然而，据目前所知，尽管他是个相当好写的人，却从未留下关于自己家族往事或长次郎工房的任何记录，就连关于长次郎茶碗的记载也仅限于“长次郎赤茶碗”（太郎坊）、 “长次郎赤茶碗”（二郎坊）、“长次郎烧茶碗”（俊宽），或是仅在茶碗铭文与自己的花押字上，于盒盖内侧简要记述，完全未留下任何可供推断作者身份的线索。在他十四岁到五十岁左右的这段时期，周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长次郎的工房在吉左卫门常庆确立为家长之前也经历了种种波折，这是确凿无疑的。然而，宗旦尽管知晓这一切，却从未提及。他的儿子江岑宗左、 仙叟宗室、一翁宗守等也未留下任何关于长次郎工房作品与作者之间关系的实质性记载。想必在千家内部，从初代长次郎到吉左卫门常庆期间的作品，已被默认以“长次郎”或“长次郎烧”来定名，但仍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遗憾留存。然而，庆长十三年（1608年），松屋久重受宗旦之邀参加茶会时，将长次郎工房制作的茶碗，未如往常般记为“今烧茶碗”，而是记为“シュ （聚＝笔者）乐黑茶碗”并记录在茶会记中，这或许暗示着这些茶碗与千宗旦茶会有着密切关联，而千宗旦正是与长次郎工房关系深厚的茶人。这可能意味着，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开始试图以“聚乐烧”即“乐烧”这一名称让世人认识长次郎工房的作品。此外，三年之前，后来向其灵前献上白乐香炉的吉左卫门常庆已成为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而常庆常用的“乐”字印章可能是由秀忠赐予的，结合这些因素，庆长年间丰臣氏向德川氏的政权交替时期，对千家和乐家而言，想必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时期。时至今日，一般认为乐烧的系谱为初代长次郎、二代常庆、三代道入ノンコウ，但根据乐家传下的宗入笔录中的三份古文书，关于一入之前的家族关系有了新的发现。这三份文书包括记载乐家系谱及期间动态的《觉》一通，遵循其内容的《乐烧系谱》一通，以及似乎按法名年次顺序记录的《觉》一通，具体内容如下： 觉一，雨女方 引于也一，长次郎（但戊辰年为止），计二百年的成长次郎，为庄左卫门所立，但宗味亦称之，辰年为止，共二十七年。但此宗味之孙宗林寺二有，又从泰考样而来，入于乐之判，宗林寺二有， 宗花（庆）悴吉左卫门，吉左卫门但与次，但改名净花（庆），净花（庆）与庄左卫门结为夫妻，名日二十九臼一， 吉兵卫，别名道入，二十三日，吉左卫门之亲外二道乐，此印为乐之印，元禄元年戊辰极月十七日书之乐烧系图一，元祖飴也（注1）一，飴也比丘尼飴也悴一， 比丘尼但飴屋之妻 长次郎辰之年止百年二成，自此，但长次郎以吉左卫门为通名，庄左卫门吉左卫门，庄左卫门法名宗味也。戊辰年七十年，东山但宗味之孙素林寺二有候，太閤様より拝領之印，即素林寺二有候，宗桂悴吉左卫门 但此吉左卫门印暖帘顶戴，但此吉左卫门名为与次，法名净花（庆） 此为前庄左卫门，与之为兄弟。两人中此印章有，但此吉左卫门之兄舅吉左卫门，此名为吉兵卫，法名道入。此时宗旦的花瓶上刻有“吉左卫门”之铭，因此此吉左卫门亦称“吉左卫门”，此为七吉左卫门。此前名为左兵卫，后法体名一入，称八吉左卫门。右之外二 因道乐之故，此印章左侧有两字押印。注1：以另一笔书写。注2：比丘尼字已被删除。注3：桂字被删除，庆字被添加在其右侧。注4：此吉左卫门兄字已被删除。注5：下方有略字“舅”字书写。觉一、雨屋 绍味一、日久 妙咸一、长次郎 宗入一、宗庆 七日一、长祐 二十九日一、常庆 五月二十四日一、妙常 二月二十三日一、道入 一、妙春 六月二十三日一、常祐 二十九日一、 妙入一、男四人玄得了泽空真宗莲（以下略）以上文书为宗入所书，因“觉”末尾有“元禄元年 吉左卫门 戊辰极月十七日书之”字样，且将一入记为“吉左卫门亲”，故可确认为宗入笔迹。而且，元禄元年（1688年）时，一入尚未剃发，仍以吉左卫门为名，因此仅记载为“吉左卫门亲”。因此，该文件应是宗入预设一入日后将改名吉左卫门而提前填写的。然而在《乐烧系图》中，一入已被记载为“后法体名一入”，这表明该系图是在一入剃发后的元禄四年（1691年）由宗入所记。因此，系图显然是以《觉》为依据编纂，内容大致相同但更为详尽。
